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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载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5页。

人民的实在论，当首推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这源于他的社会契约论。公民中除包括人民外，还包括人民的敌人。

在康德的意义上，作为法上人格的人民，不是由某一实证性的法律秩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法的原则——必须不违背自由和所有人在人民中与这种自由相适应的平等的自然法则。[42]参见何益忠：《民主集中制之集中考辨》，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66]经过筛选的、实在化的人民就具有作出决定的正当性，而由这批人民所构筑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具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全权面向，也就能够被理解了。[41]参见王贵秀：《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如前所述，在论及社会主义民主时，一般将民主区隔为人民民主与自由民主，而人民民主理论的推演，可以探得全权兜底职权的理论可能性。

[19] 除普通法的传统因素外，宪法性法律及法院角色的一些变化，也构成了对英国议会的限制。[61]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1～178页。八二宪法施行了40年，它所确立的制度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八二宪法在其历史语境中的主旨就在于立新。

然而对于修宪者来说，取和舍实际上是文本形成的一体两面。而对于宪法的起草者来说，要保证新宪法历时久远，文本所承载的应当是最大范围的共识。但是，八二宪法的恒纪元绝非是理所当然的存续。从彭真言语之间，似乎可见修宪在这一阶段遭遇了时间差，要形成可交付全民讨论的修改草案，必须等待某些问题解决，现实中解决不好，文本就不好写。

宪法不能太简单，要尽可能比较完备一些。这是他接手修改宪法的工作以来，了解各方面情况，看到、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后，第一次系统地发表自己对修宪工作的意见。

62《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46页。起草宪法，也就是把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写进宪法，在宪法确立后，再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式保障之。45当新宪法确立后，如何保证其稳定性？如果说法条和现实之间早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那么如何设计文本才能让这种不适应来得慢一些，也平缓一些？从修宪参与者的言与行中间，读史者可以发现非常清晰且自觉的表述。邓小平在1982年2月同彭真等人讨论修宪时曾说：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

57肖蔚云：《论宪法》，第188—189页。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60很显然，这篇讲话就是接下来玉泉山集中后修宪文本工作的指导。真正有意义的是反其道行之，把材料连贯起来，打开进入修宪者思想世界的门径，由此检验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概念和学说。

51 （二）全面修宪中的加法和减法 修宪所要修正的基础文本是修宪时的现行宪法，然而八二宪法在谱系上直接追溯至我国第一部宪法，也即五四宪法。40年后，当我们对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时，重温这种精神也许正当其时。

宪法一经制定，就不要轻易修改。65在起草一部法律时，文本的定稿尚且不存在，高度可塑，自由就意味着选择或决策，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是要写的，哪些是不能写的，哪些是可以写（也可以不写）的。

29 （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义的再发现 修宪是大事，是大家的事，是中国人民的大事，诸如此类的表述反复出现在历史的现场，研究者也能感受到各种力量从四面八方而来，聚合在修宪这件事上，要分辨其间的大事因缘殊为不易。要以一九五四年宪法为基础来形成宪法修改草案，可以说是彭真在接手修宪后最早做出的一个实质决定。在八二宪法诞生之时，谁能保证它会开创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法政秩序呢？由是观之，宪法学者要明白，八二宪法的恒纪元局面之所以得以开创，并非中国宪法政治的历史惯性使然。八二宪法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做减法的？ 资料显示，当彭真提到历时4个月的全民讨论时，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汇总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草案又进行了一次修改，许多重要的合理的意见都得到采纳，补充和修改总共有近百处，还有一些意见，虽然是好的，但实施的条件不具备、经验不够成熟，或者宜于写在其他法律和文件中，不需要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因而没有写上。千万不要以为关于现行宪法的原始文献只有彭真就宪法修改草案所作的报告，至少本文注释就可以呈现出一个关于八二宪法起草文献的书架，上面分门别类摆放着各种材料。41《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5页。

其二，更重要的是很多东西都没有也不可能在现行宪法中得到反映，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这一条可以概括为 立新。《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12—123页。

我们从1981年10月3日这一天进入彭真关于修宪的思想世界。59《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45页。

15以半年为期拿出一部修宪草案，时间无疑是紧迫的。6月27日，《决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被一致通过。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卷》第5卷，第114—115页。八二宪法之诞生接续的是一段变动频仍的宪法历史。67为何留下如此重大的空白？很难推测出具体原因。45《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134页。

报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材料很多，有好几大堆。43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61《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16页。（一）为什么要修宪？ 1980年8月，邓小平在论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提出了六项重大改革，排在第一的就是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20《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第5卷，第127页。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68页。

处在历史巨变的时刻，全面修宪，破旧并立新。对于当年的修宪亲历者来说，晚近的宪法历史如果说有任何惯性，反而稳定不是规律，是例外。但是先生的著作也没有穷尽研究的可能性。王汉斌说：我国从1975年到1982年，七年中间接连搞了三部宪法，反映了当时国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4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第435页。56彭真所说的大量到底有多少，肖蔚云曾透露：提出的各种意见，有的省市提了一万多条，有的提了几千条。

29综合各方面史料，包括《彭真年谱》《胡乔木传》和王汉斌的访谈资料，我们大概可以判断草案第一稿是在1981年11月19日形成的。张友渔：《学习新宪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0胡乔木搭建起秘书处的班子，对相关工作做出安排后，就回到《决议》的起草工作，把起草宪法修改稿的任务交副秘书长胡绳、王汉斌先行负责。同时还收到两千多封来信，也提出了很多意见。